商业化的发展，推动了商业团体和相关组织的发展，特别是为了保护同乡商贾的利益，明代还出现了商业会馆，以及配套的一系列具有慈善性质的设施。其中的义庄便是一种供给同乡临时安膺，以待异日迁葬还乡的设施。

                               天逸静园,上海公墓

    经商并非易事，以徽州商人为例，其中衣锦还乡者，毕竟只是少数，更多商贩长年待在外地，不过饱腹之外，身无余财。这些人抵抗风险的能力极为薄弱，前往异乡经营，稍有不慎便财货尽失，不时出现贫困潦倒，客死他乡而不得归的情况。

    为了抵御风险，维护乡族情谊，早在嘉靖年间，在京款人便兴建会馆，以为沟通乡谊之所。其后“念邑人贫而病卒，而莫能归棕也，相与为义吁之举，以为痊旅之所”，义庄地处永安门外下马社，共计三亩有余。款县人许承尧(1874-1946)曾说:“吾徽人笃于乡谊，又重经商，商人足迹所至，会馆义庄，遍行各省。”在江南地区，目前己知徽商最早建设的义吁，是位于虞山北麓常熟西庄的梅园公所，用于“置地膺棺，以安旅骨”。徽商还在各侨寓之地，捐货置地，以为权膺之所。如万历年间，侨居上海县的徽商任磐石，就捐出土地十九亩五分，作为义家不同于官府主导下的义家，徽商所建义庄一般仅供同乡安膺，不对其他籍贯人员开放。

    义庄本为权葬之所，设置初衷在于防止委弃道旁，伤害孝子仁人之心，以待亡者后人迁葬故乡，但是大多数人并没有能力返葬故里，只得长久掩埋于此。所以上文提到的嘉靖时期款县会馆的义吁，仅三十年不到时间，“葬者甚黯，几无地可容”，万历季年，徽人吴之启、方时用等，“乃募众建厅堂三楹，门楼一座……额曰‘徽款义庄”，，虽得捐资拓地，依旧不足葬。这些商人捐建的义庄，倘若得不到足够的资金支持，往往不过数年，便无以为继。

    商业化带来的另一个问题便是葬地价格过高。面对如此价格高昂的葬地，穷困者不禁望而却步。明清小说中常有卖身葬父母的故事，亦反映了现实中谋求一块好的葬地之难。建立义家，对于解决百姓无力安葬的问题，维持社会安宁稳定，以及践行儒家道德要求，具有重要意义。

    义家之设，有公私之分，官府建设的丛葬地，称为漏泽园，其制始于北宋。明初未设漏泽园，前朝所设又基本荒废，加之人们狙于“胡俗”，或因贫困，多行播尸之举。太祖尝登金陵城，闻焚尸之臭，出于正风俗、崇教化之目的，遂禁止将尸骸焚化或是投于水中，并令民间设立义家。至正统十三年(1448)，浙江左布政使孙原贞建议朝廷“行文各府县，查勘官山地，绝户、废寺山地及荒闲不堪树艺山地，置立义家，缭以垣墙，令彼悉得安膺，免致暴弃”，然未被采纳。直到天顺四年(1460)，方才在北京崇文、宣武、安定、东直、西直、阜城门外各置漏泽园，迁葬通州、临清沿河暴露的遗背  o此后，全国各地开始纷纷设置漏泽园。

    漏泽园规定了相应的葬法。按明人崔铣(1478-1541)的说法，“凡葬，以死之期为次，男子自左隅以次右，女子自右隅以次左，前列周斯理，中列迫，下列又起，不得广穴失序，各立表识”，即以死亡日期为序，男女分列，各按相应次序进行排列安葬。葬地大小，可参照江宁县的义家标准，“窦穴圆五丈，五尺深，陪圆以砖赘，其中上以砖赘覆其顶，旁有窍，仅可入尸”，不许擅自扩大墓穴范围，待安葬后，还需立表识，标明死者的身份。然而，不论是义家还是漏泽园，其维持依赖于地方官府的有效管理以及民间的资金补充。明代中期以后，朝政动荡，基于官方救济的助葬机构往往因人成事，漂阳知县符观官敷衍了事，(1444-1528)“作义吁，迁葬八十余家，漂人镌石颂焉”如弘治年间。一旦地方长便会致使其多有荒废，明人张冕记孝义县的漏泽园，最初拨地九十七亩，后来被地邻侵夺，存留四十亩，后又侵之，渐至二十亩，乃至十亩地，仅为最初的十分之一，“人皆愤a不能平，官不究，民固莫可，谁何也”，漏泽园发展境遇之窘困，可见一斑。

    一方面是漏泽园与义家用地的不断缩小乃至逐渐废弃，另一方面则是百姓贫而无地可葬，又因朝廷对火葬的禁令，越来越多的人无奈选择抛尸荒野。终明一代，朝廷数次发布诏令，要求地方掩埋暴露荒野之骨，然难以根除此症。迫至明季，“民之至贫者至不能具百钱以上，则弃之中野如故”，更是寻常景象。陈子龙(1608-1647)曾游览松江四郊，苍莽沮泽之地，满眼尽是“败棺腐背累累”之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