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官府的强制权力下，士民迁葬能否获得相应的补偿?这里可以从朝廷主导的其他大工程来看。在疏浚河道以及构筑堤岸时，官府要求当地百姓迁走田庐家墓，一般会给予钱财，以清代河工修浚作为参考，如康熙五十六年(1717)绍兴修筑西江备塘，“迁坟二穴并给迁费”，道光七年(1827)，治理江都县河工，“共须挖废估压地亩有一万二三千亩，其沿河两岸必须移拆之庐舍有一百八十余间，迁徙之坟墓有九百八十余家……其酌给田价及迁移庐墓等费约需银二万余两”。

                               天逸静园,上海公墓

    还有就是修筑皇陵，移去附近坟家，同样非常普遍的，如北宋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诏山陵地内有坟墓者，并等第给钱迁葬，无主者以官钱徙于官地葬之”，南宋高宗绍兴年间，“准诏迁移攒宫附近士庶坟墓，倍给价直”，更是以两倍地价予以补偿。

    笔者尚未搜集到明代相应工程给与迁葬费用的资料，因而不能断定其中是否会有迁葬费用的支出，不过鉴于明代对宋制的学习，以及清代对明制的继承，或可推测明代可能也会存在这种情况。

    据此，笔者推测明代在修城时，官府如要求人们迁葬，至少还是会提供一定钱物进行补偿的。由于江南城池扩建并非当时常态，而且城池修筑涉及土地征用范围远不及河工，修筑时不一定波及坟墓，想必迁移数量上应不会过多，类似宋代扩建宿州城时“合起遣人户大坟墓六千九百所，小者犹不在数”的情况，毕竟是特例，官府在改葬一项费用实微不足道。目前仅见明代两例因城池建设而给予钱物迁葬的记载，一是洪武时期燕王府长史朱复，其墓位于北京城南，待宣德年间营建北京，扩展都城范围，其墓在迁徙之列，因其贤名闻于宣宗，方“命北京行部备棺撑造坟改葬”，这里毕竟是皇恩特旨，不具普遍性。另有一例发生于嘉靖年间昆山县筑城备楼中，“莹家有碍城煌者，宜量给地价，为迁葬之费”，这里所谓“量给地价”，应为坟地价格。迁葬涉及诸多环节，仅重新择取葬地一项，便花费不菲，至于后续主人家为安灵而举行改葬仪式，官府的补偿则不足以弥补这部分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