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郑晓江的生死哲学思想中，中国传统生死观是必不可少的。1992年，在《中国人生理论史鉴》出版后的一年，杨雪骋(现南昌大学哲学系教授)就作了对此书的书评。认为郑晓江独特的思考视角，创新的分类方法，以及派别间比较的方法十分让人耳目一新。并表示此书的撰写十分有意义:“作为《史鉴》，就是要鉴古照今。当今社会给我们提出了许多需要思考解决的人生问题。需要补充和建构适应当今社会的人生理论，从古代、近代的人生理论中找到能够满足我们需要的东西。”

                      天逸静园,上海公墓

    对于此书，杨雪骋也给出了自己的想法“书中对佛教的积极因素估计太低。在近代历史上，佛教人生论对某些追求民族振兴的仁人志士起过鼓舞作用，谭嗣同的人生观就有较深的佛教人生论的影响。这一点，书中未有论及。对于此说法，韦政通曾说:“因为作者在撰写《中国人生理论史鉴》一书时，便己相当全面地阅读过历代的重要经典，那时己发现很多地方都谈到“死”的问题，因篇幅所限，无法一并处理，故此书可以说是从事人生理论探索的延伸而得到的副产品。”但是瑕不掩瑜，韦政通教授评价《中国死亡智慧》:“思考更加精密，学术的品质也有所提升”，并总结出此书的三个特色:第一，将中国死亡学类型化:“探讨的方式，除了阐述各家有关死亡的基本概念、主要内容，还特别注重其特色，显示欲将中国死亡学类型化企图。类型化有助于我们在广泛的论述中，把握各家死亡学的特质……”郑晓江在此书中把中国传统思想中有关死亡的学问归纳出来，主要包括儒家、佛家、道家、法家、墨家。对于此五家的生命观阐释，郑晓江着重讲了前三者。对于这一点，韦政通给出了这样的看法:“死亡智慧或死亡学的探讨，基本上都是宗教性的，1993年傅伟勋教授在新著《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中，举出‘非制度化的宗教’的十项要素……尽管在程度上有轻重、强弱的差异，儒、道、释三家大抵都将具备这十项要素，而对死亡进行效用性的实利考察的墨家，与视政治权利的价值忠于人民生死的法家，显然是不完备的。由此也似乎不难了解，墨家、法家，在重视生命与价值问题的中国文化思想传统中，终于无法成为主流的部分原因。”其二是，理论与实践并重。韦政通对郑晓江在书中展示了名家死亡智慧理论的基础上，再以历史人物的活动见证为例，深表赞成:“有了具体而活生生的见证，才能使理论性的智慧，化为人格的光辉，才能发挥感召的作用，扩大其影响力……相应于强调实践的中国文化传统而言，作者如此安排，不但合理，且有必要。”其三是“中国死亡智慧的现代意义”:基于现代社会发展，韦政通教授简要概括了郑晓江教授对于儒、道、佛、墨四家生死观对现代社会发展的积极影响，对法家应予以摒弃的基本思想。除了以上三点特征，韦政通教授还认为，此书的发展空间还很大，中国死亡智慧还可以继续发掘。

    1998年，《生死两安》在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郑晓江用先哲人生理论引出古人实践生死观的例证，通过这样互为表里的方式，向读者展示中国传统生死智慧。周国平在此书的序中给出人对于死亡恐惧的原因，继而对生死哲学研究和生命教育事业发展的的重要性给出了解释并予以肯定:“死亡的可怕之处主要还不在死亡过程中肉体所经受的痛苦，而在死后的绝对虚无。同时，对死亡的形而上思考也并非出于纯粹的玄学兴趣，而恰恰是基于死亡乃人人不可躲避的经验事实。”他对郑晓江在这方面进行的论述，表示十分有价值，这是对郑晓江的生死哲学的肯定。1999年，徐配印发表了一篇名为《珍惜生命，提升人生一一感悟<生死两安>》的文章，把阅读此书后的启示做了归纳:“须坦然达观面对死亡;要积极昂扬营造人生;运用“以死观生”之法，求得生死两相安之佳境。”并对《生死两安》一书对人生指导的价值表示肯定。

    1999年台湾国立成功大学副教授赵可式为《超越死亡》作序，序中是对郑晓江先生学术思想的肯定和褒奖，并希望其书作和研究能有更广的受众，能造福更多的人类。

    《生死学何以要向西方取经》这篇文章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龚鹏程于2001年为《生命终点的学问》作的序。文中说到:“儒道之生死智慧既如此深刻重要，我国人处死生之际，理应可以无惑矣……据我想，非我国深刻究极之生死智慧不够高明，而是这类思想多半仅从个人之思想说、修养功夫说，缺乏一套制度予以配合，未把死亡看成是一种社会现象、社会问题去处理。”它肯定了郑晓江传统生死观研究的重大意义，也表达出自己的大力支持。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张立文于2002年为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寻求人生的真谛一一生死问题的探析》作序，名为《生死边缘的沉思》。张立文以亲身经历给出了自己对生死的看法:“畏死死不免，贪生生不得”，并认为无论是儒教、道教还是国外的佛教、耶教，它们“所营造的终极理想境界与哲学家所构筑的形而上世界，是有其可以会通圆融之处的。”“肯定了郑晓江教授的生死哲学研究，认为此研究将对人类三观的形成有积极作用。

    2005年，《中国生命学一一中华圣贤生命智慧》一书在台湾出版，它列举了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名人的生命观，远至魏晋，近到民国时期，都有所涉及。亦有儒道生活态度研究，和“心灵环保”的殡葬文化研究。铭传大学宗教系教授钮则诚为其作序，题为《生命与生活:中国生命学的课题》。钮则诚教授结合傅伟勋教授生死学的观点，阐述了郑晓江“根据生命与生活的分判，把中国生命学分为中国传统人生哲学与当代生死哲学两方面。论断，并由此引发思考，提出“后现代儒道家”的观点。他指出:“‘后现代儒道家’乃是在精神上向古典儒道二家的认识哲学精华效法学习，目的则为了培养‘知识分子生活家’的典型人格;其中‘知识分子’属于人文主义，‘生活家’则归自然主义。‘知识分子生活家’的人格特质为‘之所进退，收放自如’，亦即孔子‘从心所欲不逾矩’的高妙境界。这种境界可以适当安顿人生，也能够坦然面对死亡，相信生死哲学与生命学的关注亦不外如此。”钮则诚教授对郑晓江先生的学问是十分感兴趣的。

    2013年，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靳凤林先生在一篇名为《生死学的理论探究与教育实践一一郑晓江生死学理论评述》的文章中，对郑晓江研究的中国传统生死哲学，归纳出以下三个特点:第一，“对中国传统经典著作进行爬萝抉疵式梳理工作，为其生死观研究奠定了深厚坚实的学术根基。”‘斗他认为郑晓江是现代学者中少数可以埋头苦读和认真研究文献的人，做出的学问踏实而细致，根据自己的逻辑对传统文献进行有效的梳理。第二，“对中国思想史上部分杰出思想家的生死观进行了精密细致的深层次探究，达致国内外领先水平。郑晓江所研究的传统大家之生死观，大都是各个时代、各个派别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其思考角度新、材料丰富，向世人展示出不一样的先贤人生。第三，“将生死观研究置于我国传统文化大背景下予以全方位思考，极大地拓展了生死观的研究范围。郑晓江基于传统生死观的视野，继而对中国生育、殡葬、辟邪等进行了学术探究。其思考范围广泛，使得传统生死学的研究多了不少路径和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