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者拿则”是出埋体仪式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出埋体”过程中唯一不在坟地举行的仪式。这个仪式作为“出埋体”的开始，是正式丧葬仪式的第一个组成部分。站“者拿则”也叫站经或站礼，亡人在牛街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声望就直接体现在“站礼”上，评价标准是参加“站礼”的人数多寡，参与站礼的阿旬和乡老的数量。

                   天逸静园,上海公墓

    此过程中的社会评价有效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宗教信仰方面。亡人生前是不是一个虔诚的伊斯兰教徒，是不是按照古兰经的要求礼拜，是不是能够时刻以一名穆斯林来要求自己，是不是能够真正的认主归真或者说是不是“教美”，这都是通过站“者拿则”仪式中的号召性来进行集中评价的。以阿旬和乡老为代表的宗教团体站在宗教的立场和角度评价亡人，并且为亲属讲解教义，安抚亲属的内心。总的来说，如果来参加“站礼”的阿旬和乡老越多，亡人受到的评价就越高。因此在出埋体之前，通常是需要亡人亲属来邀请阿旬和乡老。牛街的很多家族中都有成员担任乡老的工作，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就会通过家族内部联系的方式来邀请所有乡老参加。但是在邀请乡老时候也会有一些问题，因为并不是所有乡老关系都非常融洽，有些乡老之间可能存在嫌隙。因此如果家族亲属是乡老，而有很多人与他不合的话，那最后来参加“站礼”的乡老数量可能会减少。来参与的乡老越多越好，来的人越多说明仪式越“教美”。在站“者拿则”结束之后，亲属会赠送给参加仪式的乡老谢礼，通常是毛巾和香皂。赠送这样礼物的原因在于，乡老是每天按时参加礼拜寺的五拜，每次礼拜之前需要大净或者小净，因此毛巾和香皂是日常用品，是实在的礼物。礼物虽小，但表达了亲属对于宗教团体来送亡人一程的感谢。

    第二是社会评价方面，即来参加“站礼”的远房亲属，朋友和邻里的数量。来参加站礼的远房亲属数量可以说明两点一一亡人的家族规模和亡人在家族中的地位。在牛街有很多大姓，他们的家族规模非常庞大，如果大姓家族中有声望的长者“无常”，那么来参加站礼的亲属数量将会非常多。如果亡人的亲缘关系并不好，来参加站礼或者出埋体的亲属数量会大量减少。这并不是一个明确的社会评价机制，却可以从一个侧面体现社会评价的结果，而观察这种评价结果成了显而易见的事。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给了家族一个机会来向社区传达一致的信息和一致的形象。整个家族成员通过出席仪式这样一个行动，简单而明快地传递出整个家族的团结性。这是一种集体行动的意味，向社区传递自己家族的实力和能量。当一个家族可以将家族事务扩展成为社区事务时，这个家族在牛街的影响力将是不会被忽略的。

    在朋友和邻里的数量上，不仅仅代表亡人的声望，也同时考察了他们直系亲属的社会声望和人际关系。因为在很多情况下，会去站“者拿则”的人们的内心中有一种宗教上的义务或是人情上的责任。他们身上会同时出现两种性质，第一是代表自己与亡人或者亡人亲属的朋友关系。他们作为朋友认为自己有责任来送一程，或者来帮帮忙。这种行为会被评价为亡人或者亡人亲属的人缘很好，在牛街社区中有比较高的社会声望。第二种情况是来参加仪式的人不仅代表自己，更是代表一个姓氏，一个家族或者一个家族的分支抑或是家庭中的长辈。他会以家族的名义或者家族中长辈的名义来参与仪式，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整个家族对仪式的支持和对亡人的缅怀。而值得一提的是，汉族朋友是不能参加站礼，可以在远处观看，但是可以参加出埋体仪式。

    总的来说，站“者拿则”并不是一种“夸富宴”性质的人类学仪式，参与人数的多寡并不是仪式首要达成的任务，而只是表现亡人声望和社会评价结果的副产品。整个站礼仪式的驱动力都在于亡人自身，亡人是整个仪式的核心。在牛街社区中的丧葬仪式其宗教性远超越表演性，因此不会出现雇人撑场面这样的现象。因为伊斯兰教宗教哲学讲求“薄葬”，这显然与其相背离了。

    最后，站“者拿则”能够表现社会评价是有原因的。第一从参与者来讲，参与这个仪式的主体是亡人、阿旬、乡老、亲属、朋友、邻里等。在参与者中阿旬和乡老是代表宗教团体对亡人在宗教上的虔诚做一个评价。而亲属、朋友、邻里作为整个社区的组成部分代表的是亡人在日常生活中几十年的待人接物、人品评价。这样的评价是公允的，原因在于受评价人常年生活在牛街，时效性强。其次，为这种社会评价的结果是一种有效的合理评价。第二从区位上来讲，站“者拿则”一般是在水房(即殡葬管理处)举行的，地理位置在牛街。这就让丧葬仪式与社区产生了连结，有很多行动不便，无法前去坟地的人或邻居会参加站礼来表达自己或自己家族对于亡人的哀思。这也从地理上可以推动仪式的进展，从亡人生前生活的地方进行最终的告别，然后进入坟地来进行身份和社会地位上的完全转变。从地理位置上使丧葬仪式与社区发生连结，让家族事务变成了社区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