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中地区的丧俗之所以能够传承至今并且规模庞大，很大程度上受到古今人们对于丧葬的思想文化认识，这种认识的背后交织着权利话语的支配，在多重文化思想的相互博弈作用力下，形成了一种特定的文化内蕴空间。

                 天逸静园,上海公墓

    前文中己提到，从春秋战国开始，孔子推崇周礼，不仅如此，他还将儒家的孝道文化融进丧葬礼俗，形成了中国传统丧俗的伦理道德基础和制度基础，是支配中国丧俗两千年来的主导因素，于是后续衍生出了“慎终追远”、“视死如生”、“三不孝”(生不能事、死不能葬、葬不能祭)等多种儒家孝道思想的说法。晋中地区也不例外，据《民国太谷县志》记载:“慎终之礼，谷人颇知，从厚苟粗，能自给之家，竭资辩其，士大夫好礼者，更能会通典制，协古循今。”

    但是到了清代，“孝”的观念有所转笔。孝礼自古严苛，基本的时间长达三年，人们逐渐挣脱出了丧礼的栓桔，许多丧家开始办事为死者搭建灵堂，甚至仿照生时制作，高大精美，丧礼过程也极尽奢华，其中不乏大兴演剧的现象。

      其次，丧葬活动也受到宗教信仰话语的支配，例如“灵魂不灭”、“因果轮回”等学说。日本学者渡边欣雄提出“民俗宗教”的概念，认为通常以宗教、地域社会等行为背景而自发产生，是沿着人民的生活脉络而编成，并且往往集中表现为年节岁时祭典或人生关节的通过礼仪及相关的各种俗信。在汉民族，宗教的信条就是“生活的信条”。这一时期，此地多数富裕之家都会请僧道超度作法事，对佛事的极为重视。其原因是佛教宣扬“因果轮回”，生者希望死者死后能够超度投胎，获得下一世的幸福，不要受地狱的折磨。据《光绪平遥县志》记载:“丧礼，初丧时即成服悼客，尊者送孝带，等辈给以孝巾，每七日作佛事。”

      最后，丧俗还受到风水堪舆学说的影响。在清代时，风水己经形成了专门的学说，并且逐渐发展为一种职业。据《光绪直隶绛州志》记载:“又多泥堪舆家言，卜地卜日，动经数几，非力禁不可。

      风水在丧俗中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对阴宅的选择与处理，人们认为这将会影响死者子孙后代的吉凶祸福，其实质是因为清代至民国时期，内外战争不断，人们对于现实无法把握把现实的灾难归于风水等玄学的好坏，也表现为对当地大兴风水的集体效应，因为人们认为风水的好坏可以影响当地的运势和人丁兴旺，从而造成大部分人的争相效仿。

    在儒家孝道文化、佛学宗教信仰和风水堪舆玄学等多重文化的共同作用下，丧葬文化呈现出话语权利相互拉扯、此消彼长的特殊循环态势，在这一内蕴文化空间中，大到皇帝宰相，小到黎民百姓，很难说某个人，某一时期，某一种文化起到了决定的影响因素，也很难界定是哪一种因素最先开始的引导，因为不管是儒家、佛学、风水还是帝王都崇尚过或者追求过厚葬，但其目的不一，表现的形式也不一，只能说在他们的共同作用下建构了千百年来最古老最神秘也是最为保守的一种群体意识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