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火葬习俗产生以及盛行原因的分析历来就是学界研究的重点，大多数学者都注意到墓主族属的不同，并结合汉文化和契丹文化不同的文化背景区别分析。沈平《辽南京火葬习俗浅议》认为，契丹人的传统火葬习俗与佛教“戒火自焚”教义的结合，是辽进人文明社会后火葬盛行的主要原因，并以北京地区火葬墓为例说明了汉文化和契丹文化的相互影响。

    景爱《辽金时代的火墓》 分析火葬实行者的族属和身份地位，并提出辽金时代的火葬墓首先是在契丹人、女真人中出现，而后影响到汉族人，契丹人实行火葬与认为火葬能够保佑家族狩猎成功的原始信仰有关。杨晶同样提出对辽地契丹人和汉人应区别分析，并作了较为深人的阐述，他在《辽代火葬墓护31和《辽代汉人墓葬概述护}l两文中认为，契丹人的火葬可以视为原始葬俗的遗留，与佛教影响的关系似乎不大，因为在辽代佛教盛行的中晚期，极少发现契丹人，特别是笃信佛教的契丹贵族的火葬墓，表明随着契丹社会的发展，原始的火葬习俗已经衰退，而辽代汉人的火葬则与佛教影响有着密切联系，与辽地汉人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的改变也有一定关系。袁海波《试论辽代火葬制度》在探讨火葬习俗盛行原因时同样也关注到在早、中、晚期存在的墓主族属的差异。

    金代火葬墓的专题研究较少。黄登民等的《金代女真人火葬墓流行原因初探》[i9〕一文比较集中地分析了金代火葬习俗流行之因，认为除了佛教因素外，还包括频繁的迁徙、辽代火葬习俗的影响、不正常死亡等其他社会、经济、文化方面的原因，尤其着重突出了海陵王迁都对于契丹丧葬习俗的影响。文章认为海陵王迁都导致了女真人汉化的加深，从而受到了汉人火葬和佛教因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