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鄂伦春族丧葬习俗变迁呈现出外部“冲击”与内生性相交融。鄂伦春族丧葬习俗的内生性是其传统习俗的重要构成，与其狩猎经济密切贴合。即使新的变化出现，但是鄂伦春族传统习俗并未立即全部消失。例如，在鄂伦春民众陪葬品中，死者生前所用的木刀、弓箭、枪支也随之人葬。呼玛县十八站鄂伦春族男子去世时，亲属依旧在其棺木中还要放进一副弓箭，对于女性死者的陪葬品则是用于缝制皮制品的针线盒和用于制作熟皮子的其他工具。在鄂伦春族祭奠中，若“父母去世，兄弟几个不能全都戴孝，只让一人戴孝”，这是因为鄂伦春民众认为戴孝的人“运气是不好的，是打不到野兽的”。由此可见，鄂伦春族传统的丧葬习俗在吸收“外部”冲击时，与渔猎生产相匹配的丧葬习俗仍占有一席之地。

                          天逸静园,上海公墓

    近代鄂伦春族丧葬习俗变迁中外部“冲击”是其典型特点。这种外部“冲击”分为强制性和自主性。黑龙江地方政府以政策引导和发布强制法令等形式，劝导鄂伦春民众改变原有习俗，从而做到“禁止化骨，以正风化”。库玛尔路协领发文要求各佐佐领在各地辖区内，切实做到禁止杀马殉葬，人死人土为安。尽管“易俗”法令发布后，管理鄂伦春民众的官长认识到简单凭借强制手段无法根除，还需提出可行举措替代之，如管理库玛尔路协领为了劝诫鄂伦春民众改变“殉马葬”，提倡鄂“以纸张做成人马车辆……或以桦皮”替之。

    鄂伦春族吸收外部“冲击”也有主动实施。为了补充农业劳动力和提供农事经验，鄂伦春民众在开垦、种植农作物之际，吸引一批汉族、满族民户进人鄂伦春民众居住区，有些还与鄂伦春民众结为儿女亲家、拜把兄弟，或加人鄂伦春籍。地缘上的就近和业缘上的配合，无形之中为鄂伦春民众借鉴和吸收汉族等丧葬习俗提供有利契机。一些汉族商贩私自进人鄂伦春民众居住的深林之中。在利益的驱使下，汉族商贩将都市内色彩艳丽的棺材和隆重的丧礼用品，贩卖给鄂伦春民众，促使鄂伦春民众主动购买和使用汉族丧礼用品。

    近代鄂伦春族狩猎活动获取的猎品为丧葬习俗变迁提供殷实的物质基础。鄂伦春族以狩猎著称，猎术十分高超。鄂伦春族男子13岁时即要随父辈出猎，学习狩猎中的技巧。晚清民国时期，鄂族猎民使用新式猎枪，加上高超技艺，使得狩猎收人十分可观。鄂伦春民众还将猎皮加工制作成为皮大衣、皮套裤等制品，以此获取高利润。除狩猎之外，鄂伦春民众还通过捕鱼，获得大马哈鱼。

    进人民国时期，鄂伦春民众不断开垦新的土地，种植农作物，使得每年盈收不断增加。1920年，毕拉尔路鄂伦春民众开垦200晌荒地，其中正黄旗头佐开垦140晌，正红旗头佐开垦60晌。全路鄂伦春民众平均每户垦荒6.45晌，低于同时期内库玛尔路平均每户垦荒7.3至7.4晌。新开垦的荒地在政府贷给的种子、耕牛以及农具的推动下，开始种植、收获农作物。垦荒第一年种植荞、麦、谷、黍，按照每晌两石收成，可得一千六百石，第二年可得二千四百石，第三、四、五年均可获得三千二百石，以此类推，五年共计获得一万三千六百石。实际上，鄂伦春民众种植荞麦，一般年景每晌土地可收获三至四石，施肥多时可达五至六石。农产品的收获不仅满足鄂伦春民众以往还需用猎品交易的面粉需求，而且可以将收获的粮食用于再加工和出售。如鄂伦春民众吴音吉善引进机器磨制面粉，就近出售给鄂伦春族民户。)。关德兴将5晌土地中的一般地用来种植萝卜、白菜等蔬菜供应附近金矿工人食用。吴音吉善、关德兴二人举措将农业活动与市场相接轨，尤其是关德兴蔬菜种植和吴音吉善面粉出售活动提高农产品商品化水平，也为丧葬习俗变迁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更加紧密地加强与外界经贸往来，加快汉族等丧葬用品、习俗进人鄂伦春族地区。

    晚晴民国时期，政府积极引导是鄂伦春族丧葬习俗变迁的重要原因。鄂伦春族作为传统渔猎民族，其丧葬习俗植根于渔猎生产活动。在缺乏与外部环境密切联系啊的前提下，政府“易俗”政策是最为直接的推动力。加上，鄂伦春民众是旗民，官长的命令对于“以旗统民”的鄂伦春民众来说更具执行力。到了民国时期，管理鄂伦春族的官吏机构基本上延续晚清政府，并未发生太大变化。所以，晚晴民国时期一以贯之的“易俗”政策能够很好地在鄂伦春民众当中落实。库玛尔路协领于多三多次发文，倡导“人死本应买棺成硷，早日埋葬以安幽魂”。由此看来，管理鄂伦春族的协领从社会风化与孝道来剖析鄂伦春民众丧葬习俗中的树葬、火葬，强调各管佐领严加查禁。对于杀马殉葬方式，管理鄂伦春族的协领要求“佐领等官严为劝禁，以重牲畜而免浪费”。到了伪满初期，鄂伦春族逐渐“禁止用马殉葬，马鞍子也不放棺木中，到了后来殉葬马匹的风俗消失了”。